当时不少学者也都撰文论述如何运用新的政策来解释刑法中的贪污罪、投机倒把罪等条文的适用问题。

严复之所以采自繇一词迻译Liberty，还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此语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由一词的更替和超越。其于民也，若襁负而绳牵之，毫末无所用其发已之志虑。

他批评有一种仁爱国家，以父母斯民自任，然而耕则为定播获之时，商则为制庸赢之率，工则与之以规矩，士则教其所率由。甚至明确提出了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的论断。在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译著中，他仍然采用自由一词。可以断言，在这里，严复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以及当时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所面临的内在课题出发，作出这样处理的。所谓絜矩之道，主要指的就是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严复对自由概念的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是一种诠释学循环：他一方面通过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种种思想资源来理解与迻译西方思想文献中的Liberty、Freedom。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自由权利概念的移植史所揭示的那样：在其过程中，中国不是作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借鉴西方的，而是拥有一定的主体性立场，即使在对日本的二次继受或曰转继受的过程中，也折射出中国自主性立场的内在倾向。世界上没有普世制度，但有普世价值 自2008年以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我们严重混淆了普世价值和普世制度。

共同自由价值否定的是仅仅强势阶层的自由，正如共同富裕否定的是两极分化。党导民主制要求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强有力领导党遏制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政党集权和政府分权，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既保护消极自由权利也保护积极自由权利，从而实现共同自由价值。我们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鸦片战争实质上是中西文明的冲突，只有中华民族精神自主，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

不同国家的价值不同，制度自然可以不同。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卢梭是第一位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哲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个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的政治学家。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党导民主制必须立宪和践行法治。再进一步说，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

现代社会主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选择。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一枝独秀蓬勃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务实地将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求真务实。一党与人民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上，而不应该一开始就采用美国式的普选制民主。然后通过实事求是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评估方法与目标之间的预期效果。

当然，在革命成功进入建设阶段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未能及时转变执政思维，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将有产与无产的对立推向极致，乃至于以政治包括肉体消灭的方式消除阶级，制造了历史上的人道灾难，不仅授人以柄，而且违背了它所追求的政治德性，那是后话，也是以后绝对要避免的问题。例如民主本身代表主权在民的价值，即人民做主，与贵族做主和皇帝或国王做主相对应。

普选制成功的前提是绝大多数公民都具有选择领导人的理性和经济独立，这依赖于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三次变革的根本性特点决定了这一次变革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内生的、原动力的。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只是社会主义的修饰语。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化，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修饰语。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甚至专制的危险，这也是酿成文革等灾难的主要原因。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

南方谈话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经济改革领域的雾霾，然而政治体制领域的雾霾严重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类似南方谈话一样的北京讲话。混乱之所以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名字既可以说是价值也可以说是制度。

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正是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到底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抉择之争。民主的实践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治理制度。

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国不再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我们需要以大国形象展示在国际舞台，我们不可能不争论，我们需要主动积极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本身就既能检验我们的理论也可能获得他信，我们再也不能躲在中国特色的蜗牛壳里，我们需要走出一条他信的道路，也让更多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我们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新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农村实用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一个怎么从传统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尽管某一阶段的改革应该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重，但是相应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也应该跟上。‘左带有革 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 命。立宪党导民主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一起。

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如果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如果不同众意产品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社会是人的联合体，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必须是全方位的，仅仅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一定是畸形的，正如今天的中国。

中国人素以是否公平作为社会好坏的评价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均贫富是中国的传统，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党导立宪制的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即公民将一部分权利保留，也就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公民赋予党和政府一部分权利，任由党和政府自由支配，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体制的理论，既能发挥法治的底线功能，也能发挥德治的理想功能。

将政治人变为经济人是第一波现代性的产物，政治人应该是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德的人，而经济人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无论是党的权力机关还是人民权力机关都是从最基层的单位选出代表组成上一级机关，再从这个更高一级的机关选出代表到再高一级的机关，依次递进到最高权力机关。

如果我们能够将潜规则的党导立宪制上升到明规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得以规范，可以更好地保障基本人权和产权，实现共同自由价值，有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变革是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柯华庆：《第三次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3月。具体的猫论指的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

共同自由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统一体。我们要走出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雾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在确定根本价值的基础上就可以采取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制度。

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更进一步，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加共同自由。

猫论的大众版本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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